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知识是人对自身及主客观世界认识结果的总和；知识体系是指基于一定的逻辑基础、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具有民族性或地域性的知识总和，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后得到的知识系列。知识体系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直接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得以养成和延续的载体。对一种知识体系的学习，实际上就是对这个知识体系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的认识和理解过程。

古代中国、希腊、印度有着各自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知识体系沿革。中国有以“六艺”为基础而赓续数千年的知识体系，西方有源自古希腊的“七科”和亚里士多德知识分类的知识体系，印度有其自成一体的“五明”知识体系。从历史上来看，这三大传统知识体系，在其形成之初都是以自发、自主的形态独立演进的，而且三者之间是平行发展的。西方和印度的知识体系在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特别是西方知识体系在近代大范围传入后，对中国赓续绵延数千年的传统知识体系造成了“覆盖式”的冲击，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这种重构表面上是两种知识体系的冲突与融合，实质上是两种文化传统，也就是两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冲突与融合，而且这种冲突融合一直持续到今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全面推进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对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我们今天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汇通的交汇点上，有充分条件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而现代知识体系主要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尤其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其中的核心与关键。

知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特定的发生发展过程。西方知识体系从产生到演化至今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内容也在不断扩充和更新。虽然它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随着社会形态与历史文化的变迁，其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的个性差异。

古希腊时期是西方知识体系的初创阶段，初步形成了该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体内容，其价值取向是围绕人的成长和发展而展开的。西方知识体系的雏形源于古希腊的“七科”，亦即智者学派侧重于人的发展的基本技艺的修辞学、文法、论辩术“三艺”，柏拉图侧重人的心灵和精神层面养成的算术、几何、音乐理论、天文学“四科”。“三艺”与“四科”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西方知识体系的早期形态。

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构成了西方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他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中多次提到知识分类，把涉及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创制的三类。西方知识体系的演变基本上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尽管其中没有包括逻辑，但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是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因为逻辑是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科学知识的工具，是知识体系的基础。西方知识体系从古至今的发展也分别是以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为基础而演化的。

从中世纪开始，西方知识体系进入完善过程，价值取向开始由人转向神学，并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七艺”后被基督教接受并作为其教育的基础内容，奥古斯丁提出要学习这些知识来理解《圣经》。6世纪时，意大利克修都若斯(Cassiodorus)著有《学术通论》一书，正式使用“七艺”这个名称，“七艺”至此定型。随着欧洲早期大学的建立，大学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的建设日臻完善，西方知识体系的发展也进入了完善阶段。1088年，世界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建立，它的教师团队最初由一批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逻辑在中世纪被称为“辩证法”）的注释家组成，其后扩展到天文学、医学、哲学、算术等领域的学者，开始对知识体系各分支的内容进行了充实、改进与完善。

1599年，《耶稣会官方教育计划》（Ratio Atque Institutio Studiorum Societatis Iesu，以下简称《教育计划》）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西方知识体系的定型。《教育计划》是耶稣会实施教育的纲领性文件，规范了教育体系的构架和运行标准，它要求“耶稣会的全体成员都必须忠实地遵循这个计划……所有教师都有责任落实其中的所有规定”。耶稣会的重要使命是传教和教育，为此在世界各地开设各类学校。尽管这些学校规模各不相同，但基本运行模式趋于统一，标志着耶稣会教育体系的成熟和知识体系的定型。《教育计划》所确立的知识体系的神学取向更为明确，也是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依据。1594年，耶稣会在澳门建立圣保禄学院，第一批来华传教士以此为基地，将西方知识体系传入中国。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开始从神学回归到人和自然。人文主义的兴起，旨在把人和自然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便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障碍，这正是它在理论领域以理性反对神性的表现。而基于理性的自然观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推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以科学实验为普遍的科学方法，催生了归纳逻辑，从方法上改变了古代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形态，使得近代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呈现出作为实验科学的突出特征。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知识体系各学科分支的分化与形成，在内容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和飞速发展，但知识体系的架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西方知识体系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与古代中国、印度知识体系平行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西方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也是把握不同知识体系之间本质区别的重要条件。

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既是中西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基石。西方知识体系传入中国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末到清初，传入的主要内容是以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为主的基本框架与部分分支的基本内容；第二阶段为清末至民初，传入的主要内容已经全面涉及知识体系各分支的完整内容，包括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领域。

西方知识体系框架与基本内容的第一次介绍主要集中在四部著作中。高一志（Alfonso Vagnoni）写于1615年，刊印于1632年的《童幼教育》之《西学》篇，首次将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介绍到中国。这个知识体系包括：文学（即文史类知识）、法律、医学和哲学。哲学有逻辑、物理学、数学、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是“诸学之根基”。具备这些知识后，方可进入神学的学习。其后，艾儒略(Jules Aleni)在1623年刊印的《西学凡》中，对西方知识体系相对完整的基本框架作了系统的介绍。这个知识体系有六个部分：文科，亦即文史知识、写作和讲演论辩等；理科，即哲学，有逻辑、物理学、形而上学、几何学、伦理学；哲学学成后，可进入到医学、法律、教会法和神学的学习。其中物理学是广义的自然哲学，涉及自然科学的各主要分支。李之藻与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于1631年翻译刊印了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的逻辑学讲义，中文名为《名理探》，该书介绍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至清初，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于1683年综合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编译完成了一部60卷的集成之作——《穷理学》，也沿用了《名理探》对知识体系的介绍。

以上四部著作对知识体系的介绍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体系是完全对应的，体现了《教育计划》对世界各地实施教育的标准化管理的特点，也说明了西方知识体系能够对世界各国产生直接影响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到1723年雍正禁教，来华传教士翻译刊印的图书有437种，除宗教类图书外，还有社会科学类图书55种，自然科学类图书131种。清政府禁教后，西方知识体系的第一次传入告一段落。

西方知识体系的第二次传入是在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近代社会形态变革、文化转型和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西方知识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形成了西方近代知识体系。与第一次传入相比，西方知识体系的第二次传入在传播渠道等方面出现了多样性的变化。传播渠道主要有创办报刊、编译图书、统一术语、创办西式学校等。

创办报刊是实时传播西学知识与见闻的主要渠道之一。代表性的刊物主要有：《万国公报》（1868）、《中西闻见录》（1872）、《格致汇编》（1876）和《译书汇编》（1900）等。这些刊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近代学术新成果在中国的同步传播。

编译图书是系统了解西方知识体系各门学科具体知识的有效途径。在清末，一批机构和中外知识分子开始编译涉及西方知识体系各领域的基础知识。主要机构有江南制造局、格致书室、中国总税务司等，主要人物有傅兰雅、艾约瑟、严复、王国维等。他们翻译、编撰的图书对各门学科的内容介绍更为全面和系统，广泛涉及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所涵盖的各个分支领域。

清政府学部开办编订名词馆以规范新知术语。由于传播主体、传播途径和传播形式的不同，传入中国的术语出现了表述不一、含义混杂的现象。清政府学部于1910年设立编订名词馆，陆续出版了系列《名词对照表》，对各学科术语进行规范。

创办西式学校是系统培育传播西方知识体系人才的直接渠道。1889年，清政府建成校舍拟开办博文书院，但没有运行。1895年，光绪皇帝准奏成立天津中西学堂，并“以博文书院房屋为专堂”，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历程。

1902年清政府颁布首个由国家规定学制的文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设立的目的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主张，开办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京师大学堂的专业分科则“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京师大学堂教育体系尽管模仿自日本，但其实质仍然是套用了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进而巩固了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而西方知识体系的传播，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嫁接到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上创造了前提性的重要条件。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有深厚的历史源流和明确的价值取向。中国早期的知识体系形态是周代的官学“六艺”，包括礼、乐、射、驭、书、数（《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这个体系的价值取向是以礼为核心，服务于周王朝的等级制度，它既是典章制度、社会政治秩序的规范，也是人的日常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春秋时期，周王权式微而导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为私学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百家之学大行其道。其中以儒、墨两家影响最大，“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新“六艺”（也称为“六经”）传授知识。孔子所教之“六艺”的作用如庄子所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庄子·天运》）至西汉时期，除《乐》佚失外，《诗》《书》《礼》《易》《春秋》被尊崇为“经”，为“五经”而成两汉经学，与“四书”一起成为隋唐之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对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汉代，知识体系所涵盖的内容以图书分类的方式呈现出来。刘歆在刘向《别录》基础上编撰而成《七略》，其中《辑略》为全书的概要，其余六略共有38大类，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涉及各个知识领域。魏晋时期“四部”分类法开始萌芽，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类目命名各类图书，形成了涵盖55大类的知识体系，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历史发展中影响长达一千多年之久。谢无量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专设“六艺哲学”一章，阐释六艺之学（即孔子之“六艺”）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马一浮则认为，六艺之学涵盖了中国学术的全部领域：“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六艺统诸子，二是六艺统四部（诸子依《汉志》，四部依《隋志》），他甚至认为，“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 

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长期历史发展中的正统地位。这是汉武帝适应西汉政治体制、思想和社会转型需要而实施的重要举措，汉代儒家经学得到发展，并成为后世历代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是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思想主流。宋明时期，儒学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而成宋明理学，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且长久的影响。

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思想正统后，对传统知识体系的发展起到了价值导向作用，其他知识分支和领域的发展也受到了这个导向的约束。这个特点与西方知识体系在中世纪的发展颇有相似之处，即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中心，对之进行注释、补充和完善的活动贯穿了整个中世纪。而至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及其学说受到了严厉批评甚至是全面否定。但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逻辑作为知识体系的根基也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培根针对《工具论》而写作了《新工具》，但仍然把逻辑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文艺复兴之后，延续原来的框架而发展为近代知识体系。而在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学说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并没有得到延续，而是被嫁接到西方近代知识体系，进而成为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从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的内容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性，体现了人类对自身与外部世界认识的共性。如以人的成长、培养为核心，以伦理道德的教育养成为首，有语言文字、文学、诗歌、历史等基本的人文养成的内容，还有音乐、数学等方面的内容。这是构建开放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历史依据与基础。两种知识体系的不同方面，则体现了两种文化深层结构的差异，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西方以天人分离为根本，中国以天人合一为中心；在思维方式上，西方以演绎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以演绎为主的逻辑方法体系；中国则以推类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以推类为主的逻辑方法体系。与西方知识体系从古至今的发展以逻辑为基础一样，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是以其特有的中国逻辑为基础而演变进化的。这是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与文化资源。

西方知识体系的第二次传入，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造成了“覆盖式”的全面冲击。与历史上历次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清末的西学东渐外有“坚船利炮”传送西学，内有洋务派、维新派相接，更有“救国图强”的广泛社会基础，因此，西方知识体系能够被社会各界迅速接受。随着近代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西学”知识体系还没有来得及被完全消化吸收就直接“覆盖”了悠悠数千年的“中学”知识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套用“新知”整理“旧学”成为当时的必然趋势，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重建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产生了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西方教育体系为摹本，建立了从新式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近代教育体系，而以官方渠道颁制章程、制定课程标准，更加巩固了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基础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体系和制度层面推进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构建。从现有文献来看，近代的中学、师范学校直至大学都比较全面地实施了以西方知识体系为框架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生代，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准备了人才。

二是观念的转变和方法的更新促进了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西方知识体系第二次传入近代中国后，经过洋务运动、改良主义思潮、维新变法等社会运动和思想变革，诸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并以全新的科学精神与理性观念为核心重建中国近代的知识体系。如严复提出要彻底革新中国学术，“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观念转变的核心是将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引入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重建，方法的更新则是将西方逻辑作为革新中国学术的基本方法。严复借培根之言，称逻辑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对逻辑新知的理解和学习，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不仅充实了新的方法，更是在思想层面上注入了新的观念。

三是随着诸子学的复兴和西方知识体系中各个分支的全面传入，部分近代学者开始以“中体西用”的方式整理中国传统学术而构建中国近代学术。具体来说，就是“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以欧洲新理比附中国旧学”，“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也就是直接对应于西方知识体系，套用西方学科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加上古代中国典籍的例证，构造出中国近代知识体系。这样，在人文知识领域出现了对应西方知识体系标有“中国”的分支领域，如中国哲学、中国语言学、中国逻辑等。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刘师培对应这些领域计划写作一套中国学术史《周末学术史》，并于1905年在《国粹学报》第一至第五期发表了《周末学术史序》，一共17篇。第一篇为《周末学术史总序》，其余16篇为对应西方知识体系的中国学科史。从这16个学科领域来看，这完全是按照西方知识体系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但是，对应西方知识体系而得到的这些标有“中国的”学科，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传统学术原本意义的那些思想，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哲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有无中国逻辑的问题。而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则全方位地引进了西方近代学术成果，推进了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而且对中国近代工业、商业等领域影响至深，为中国近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作了相应的前期准备，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和人们的行为方式。

从人类知识体系的演进来看，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重建过程，反映了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对知识体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中国近代，则是有更多、更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内外部因素交织在一起。从外部因素来看，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重建顺应了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形态向工业社会形态的转型。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推动了欧洲进入工业社会阶段，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顺应了这种社会形态转型的变化。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开始从封建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形态的变化必然要推动文化形态的转变，而文化形态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知识体系的变化上来。

从内部因素来看，一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教育，从制度层面对传统知识体系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为构建中国近代知识体系铺平了道路。袁世凯、张之洞等提出，废除科举是兴办新学的重要前提：“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光绪于1905年9月准奏，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宣告了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二是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从文字载体上取代了文言文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承载功能。清末时期，黄遵宪比较早地意识到汉语言与文相脱离的缺陷,他提出：“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而积极倡导言文合一的教育。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推动白话文运动,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白话文运动在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终结和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言与口语脱节的现象得到解决。但是，承载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也动摇了传统知识体系得以延续的基础。

中国近代知识体系以“中体西用”的方式，将传统知识体系嫁接到西方知识体系而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其背后也反映了近代学人的矛盾文化心态。一方面，既认识到要学习西方文化以自强，同时，又对西方知识体系“覆盖式”冲击而深感不适，正如胡适所云，“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另一方面，虽以西学为新学，但为维护民族自尊，使国人能保持外国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的自信和优越感，通过“他人之所以有”，“吾亦有”的自我精神安抚，使人相信“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是完全陌生的”而努力接受西方知识体系，进而构造出中国近代知识体系。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借助西方知识体系“覆盖式”地构建起来的中国近代知识体系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它们既关乎知识的内里，亦影响着文化的宏旨。只有在宏观旨趣的判摄基础上，才能洞察具体问题的根源与由来，因此，我们从宏观问题出发鞭辟入里对此进行分析。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话语体系取代了中国的话语体系而导致近代中国在大部分领域丧失了话语权。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丧失了话语权，而以西方教育体系为摹本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更是进一步对应和巩固了这一结果。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社会现实关联在一起，无论有关宗教价值取向引发的社会争议，还是殖民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不仅不能被排除在知识体系的发展之外，而且在根基上与中国知识体系的变迁内含在一起。在这样背景影响下的“新学”，总体上就是西方知识体系所代表的话语权对近代中国话语权的替代。再者，随着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世界体系的形成，各个领域的基本规则大多数以西方为主导，这在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尤为突出。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存在，正如郑永年早在2011年指出的那样：“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都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尽管郑永年的结论过于绝对，但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话语权较弱的情况是存在的。

二是以“中体西用”的方式重建的中国知识体系，以面向自然物象的实用之学扭转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的文化传统，这对知识发展和现实生活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无论是西方知识体系还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都是“体用”合一的，不以西体而论的西方知识体系是偏颇和不完善的，不以中体而兴的中国知识体系亦难以满足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西方知识体系的“体”存在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它在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分裂为“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凸显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二元分裂”为“中体西用”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当“中体西用”排除了上述因素之后，知识体系的发展突出了“智能增强”的维度，却弱化了传统文化所尊崇的“伦理道德”，尽管现代知识体系不乏西方伦理道德的有益探索，但由于西方伦理道德观念背后都有其“西体”的根本，很难与中国社会有机地统合在一起。

三是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知识体系作“比附”，构造出中国的新式学术改变了中国传统知识的径流。例如，梁启超与西方传统逻辑体系相对应，整理出了墨子的逻辑体系，构造了所谓的中国逻辑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实质是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例证来讲解西方逻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逻辑。章士钊写作《逻辑指要》的方式也是“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比排，蔚成一学”。被誉为借鉴西方语法理论而成功构造古汉语语法体系的《马氏文通》，则是仿拉丁文法加古代典籍的一些例子而完成的。马建忠说：“此书系仿葛郎玛（即语法——笔者注）而作。”近些年，也有学者对基于拉丁语语法而成的古汉语语法体系提出了质疑。

重建的中国近代知识体系与传统知识体系之间出现了“断层”。中国传统学术被嫁接到西方知识体系，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出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这样得到的所谓“中国的”知识分支，虽有“新意”，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固有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内在联系被割裂开来，原本作为整体的传统“六艺”“四部”之学，被以“中体西用”的方式分割成与西方知识体系对应的近代新学，这样的新学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传统学术本原意义的那些内容。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方法上是“以西释中”，本质上仍然是西方知识体系借助古代典籍中的例证而存在于中国的体现。同时，这样的知识体系与传统知识体系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之间出现“断层”。

四是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变革不得不使用了大量舶来的术语，这些术语带着与生俱来的异质性，它们与历史和传统的用法有一定的差别，这为知识的传授和更新带来理解上的偏差与困难。新术语主要借用了日本和制汉字术语，创译了新术语，另外还有部分音译术语。

借鉴日本和制汉字术语的主要原因在于维新派代表人物大力主张翻译日文书籍，以期迅速推广西学。张之洞认为，“各种西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把翻译日文图书视为引进西学新知的捷径。据谭汝谦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一书代序中的统计，1660年至1895年间，中译日文书12种，日译中文书129种，而1896年至1911年间，中译日文书则达到了958种。翻译日本图书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知识体系和西学新知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我们今天熟知的一些术语，如经济、社会等，均来自和制汉字。严复在翻译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时，译为《群学肄言》，将社会学译为群学，将induction译为内籀（现译为“归纳”），将deduction译为外籀（现译为“演绎”）。另外，部分术语由于难以找到与之对应的汉语，而不得不使用音译，如将logic译为“逻辑”。

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来自和制汉字术语在汉语语境中的含义与原术语本意是否完全相符。这样，在中西两种文化或两种知识体系的交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术语理解的偏差，也就是汉语刻画的某个术语的意义，与其本意存在一定的偏差。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务章程》也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指出：“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术语意义的正确理解既是认识一种知识体系的前提，又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因此，术语和术语体系问题也是直接影响到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问题。

比附于西方知识体系、术语意义理解等问题是中国近代知识体系重建过程中出现的直接问题。然而，这些问题至今依旧保持其惯性，在诸多领域普遍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和研究，是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从中西知识体系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知识体系的每一次变迁或转型，都是与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变化交织在一起的。西方传统知识体系萌芽于奴隶社会的古希腊时期，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中世纪，并在漫长的中世纪得以完善。近代知识体系的出现，则是顺应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和工业生产时代要求而快速发展，并且影响到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西方传统知识体系是与欧洲农耕文明形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虽然有若干个自然科学的分支领域，但大多处于纯理论的形态。近代知识体系则是适应工业文明形态的发展需要，分支数量逐渐扩大，并以独立的理论形态出现，各自的内容也快速增加，与传统知识体系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进而推动了工业文明向纵深发展。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萌芽于商周时期，形成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并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得以完善。至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使传统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失去了其固有的文化与社会基础，并且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冲击下，推动了中国知识体系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提出了现实要求，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构建势在必行。这是符合知识体系演进和发展规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在实践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在理论上，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全新理论。中国在部分知识领域取得了一些创新性成果，为在整体上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作出了积极探索。郑永年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没有经历“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西方知识体系则“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郑永年的观点有可商榷之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特质和独特的“宏大的论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文化思潮，以及东西方文化论战等，虽然没有直接就知识体系问题展开讨论，但实质上涉及近代知识体系构建的文化取向、理念、方法、途径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现代知识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如陈嘉明对西方与中国近现代知识论的发展，以及知识研究中的哲学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但就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构建而论，郑永年的看法也确实指出了关键问题所在。因此，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迫切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

（一）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迫切性

一是构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知识体系是历史的必然与现实需要。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体系几经变化，清末以来，在西方知识体系冲击下，仿日本而形成中国近代知识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仿苏联而形成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开始了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积极探索。中国知识体系的演变虽然适应了不同建设阶段的需要，但还没有最终形成真正适应新时代建设要求的知识体系，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存在建设水平总体不高等问题。因此，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有其现实需要。

二是世界的整体性发展对构建中国当代新知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变化范围之广、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人们的传统认知，尤其是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等方面的发展，对各个民族的知识和文化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没有任何一种既有的知识体系或者文化传统，能够在世界大变局中独善其身。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完善，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体系，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也就是需要新的知识体系来承载。

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辉煌历史，而且是世界文明体系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自身发展的文明体。中华文明的发展与演进，既深刻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生动体现了其不可替代的内在的特殊规定性，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现代西方科学理论与技术成果、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思潮再度大面积传入中国，对我们吸收现代文明优秀成果、开阔视野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还没有哪种理论和学说能够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着人类文明形态发展与演进的新方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拓展，需要中国当代知识体系作为思想先导。

（二）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现实基础

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发展和演进的决定性因素。道路决定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承了中华民族5000 多年悠久的文明历史，深刻总结了近代以来180 多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持续探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深入推进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开辟出来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正确选择，也是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最根本的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思想基础。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探索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实践与理论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探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构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引，也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名家大师，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坚实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制度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社会现实与未来发展的社会制度，具有其他社会制度所不具有的优越性、先进性和开放性。其优越性在于，在现行标准下，中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其先进性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具有比较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经济在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开放性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足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提供了完善的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树，而是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它的发展和演变，既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悠悠数千年的历史前进轨迹，又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蕴，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

中国、希腊和印度的知识体系是最具代表性的世界三大知识体系。外来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是构建当代知识体系最为独特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世界三大知识体系在其形成和初创阶段基本处于平行存在、独立发展的状态。其后，三者之间虽互有交流，但还都是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和根本性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冲击与融合则是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三种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交融汇通是任何其他知识体系都不具有的独特优势。从现实来看，现代西方知识体系是基于西方传统知识体系和现代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借鉴和吸取其合理内容，是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外部思想资源。中国在基础科学、高新技术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领先和先进水平的突破性成就为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获得话语权开辟了新的空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为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途径和层次

纵观历史上几种有代表性的知识体系的形成与演进，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与未来发展，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其他知识体系交流互鉴以丰富中国当代知识体系。

第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899年第121期和第123期的《万国公报》分别第一次提及马克思和《资本论》。在20世纪初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出：“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结构变化而变化。”明确地意识到了社会形态的变化必然引起“精神的构造”，也就是带来与知识体系直接关联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发展，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加快推进，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出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是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指导思想。

第二，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作为文化的直接载体，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建构既需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和精华，做到创造性转化，又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做到创新性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屹立世界文化之林，不断推进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与其他知识体系交流互鉴以丰富中国当代知识体系。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具有吸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特质。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道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以希腊和印度为代表的外来知识体系在中国都有传入与融合，对我们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内容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西方知识体系第二次传入中国后，成为建构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古今中外文化、增进不同文明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外来知识体系能够在中国深度交汇与融合是任何其他知识体系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要以平等、互鉴、对话、开放、包容为原则，挖掘和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基本途径是以重构全球和全人类视野的价值观念体系为核心，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知识发展规律，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当代知识体系与传统知识体系、外来知识体系的融合汇通，开辟和拓展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世界传播渠道。

其一，重构全球和全人类视野的价值观念体系。知识体系作为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直接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养成和延续的载体。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体系，亦即希腊、印度和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最初都是基于各自（民族的或地域的）对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而形成的，其价值观念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性或地域性。即使在近代以后，知识体系形态有所变化和发展，但仍然都在延续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当代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传统知识体系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人类面临着诸多的共同问题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一种知识体系的构建不能脱离一定的民族文化，但新的知识体系需要全新的价值观念，亦即从民族性来讲，需要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视野；从地域性来讲，需要有全球性价值的视野。因此，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有新的价值观念引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恰恰符合这个知识体系的价值引领。

其二，充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知识发展规律。知识的形成与创造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历史环境来创造和发展知识的。因此，构建全新的知识体系，一方面，要在一定的社会中创造符合社会实际和未来发展、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知；另一方面，要尊重知识内在的发展规律，构建符合知识生长和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而这样的知识体系既承载着特定民族或地域的文化传统，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又体现着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价值引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其三，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当代知识体系与传统知识体系、外来知识体系的融合汇通。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需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内在特质和基本形态，从其历史演进中揭示传统知识体系对作为整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与发展。在理解不同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结合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建构具有开放性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与发展提供具有世界视野的理论支撑。

其四，开辟和拓展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世界传播渠道。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既是立足中国的，也是面向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作出了中国贡献，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需要开辟和拓展中国当代知识体系面向世界的传播渠道，通过话语体系建设，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这需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传播中国思想，提炼中国理论，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传播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价值观念体系。

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既与话语权、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建设密切相关，也涉及具体领域的知识，需要我们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全球性视野来加以理解和认识。而这些具体领域的知识和人类历史上的知识一样，具有不同的层次，构成具有系统性的知识体系，体现着其内在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层次把握这些具体领域的知识。

第一，完全自主的层次。这个层次对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建构有直接影响，涉及形而上层面的知识领域，亦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承载着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价值观念，引领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而这种价值观念需要体现在具体的理论领域，亦即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人文科学领域。当代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建构与探索又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如前所述，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的转型与重构是以西方近代知识体系为框架和基础，分别仿日本和苏联而形成的，虽然中国知识体系的演变适应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需要，但这个知识体系的价值指向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而是体现着一种中外结合的实用功效。近些年来，有诸多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全面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体系的建设问题，主张改变用西方知识体系中现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方式，回归到中国文化本身来重新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内核与本质。这其中涉及诸多人文领域学科的重建问题，如中国哲学、中国逻辑学、中国伦理学、中国语言学等。这个层次需要加强话语体系的建设。

在这一层次中，尤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医药作为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基础、核心与方法于一体的唯一“活体”标本，有一套完整的基于中医哲学的完全自主的知识体系，既能够折射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历史演变与内在整体性联系，也蕴藏着未来发展的突破口，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第二，以我为主的层次。在中国经济、政治、国防、社会等领域，基于中国历史和国情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根据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同时，在全球化视野下，形成开放的知识领域。如，面向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需要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经验，形成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未来发展，从而摆脱“借助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的局面；同时能够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链条中，保持中国经济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当代知识体系中形成“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个层次需要加强学科体系的建设。

第三，内外结合的层次。改革开放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在经济管理等领域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初步建立起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结合中国实际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如以道家、儒家思想为基础，借鉴国外有益的管理理论和具体实践，形成了一系列的管理哲学、管理理论和管理体系等。在各行各业的微观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管理模式，为探索和形成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提供了实证基础。另外，还有学者就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如通过分析哲学中国化可能路径的探讨，提出“要把中国的哲学融入到人类哲学学术共同体中去，从而共同发展进步”。这个层次需要加强学术体系的建设。

第四，共同知识的层次。当今人类社会处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全球信息化时代，共处于一个相互不可分割的世界体系之中。人类在长期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共同性的知识，或者是将某些领域的具体知识作为共同性的知识，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将基于西方知识体系的自然科学知识作为普遍性的知识。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等交往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当一部分具有普适性的知识或规则。如，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贸易规则体系占据着较大比重的话语权。在这些共同性知识领域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理解、深度融入，同时加强话语权的建设。

从以上四个层次的知识领域来看，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知识领域更需要通过重建来承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价值理念，而这个重建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就是说，既要重构这些领域具体知识的理论体系，又要呈现贯穿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价值观念；既不能推倒重来，也不能延续近代西化的方式，而是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构建起中国当代知识体系。

中外知识体系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知识体系的演变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内在的逻辑。它们在形成之初，处于相对独立的平行发展状态，具有各自的独特性。知识体系的每一次转型或变迁，都与一定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更迭交织在一起。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发展也说明知识体系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是一种知识体系富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既要充分尊重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自身的历史与逻辑，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华，做到创造性转化，又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做到创新性发展；既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又要稳步推进外来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中国化；既要把握世界变局和动荡变革而引领时代发展，又要赓续自身的文化基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